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，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，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。后浪出版公司最新推出的《南腔北调：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》是一部打破个人思维模式，追寻民族失落历史，探求家国意识逻辑的挑战读者智识边界之书。作者郑子宁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，化门槛与难度极高、向来被目为“绝学”的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为近50个精彩绝伦的故事，把汉语普通话、拼音、方言、古汉语、姓名、称谓、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，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连贯逻辑，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。
带上一把手枪，一箱子弹，穿越回冷兵器时代建功立业，不知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梦想，不少以此为题材的网络小说长盛不衰。
不过，适应真正的穿越需要极高的技术含量。即使忽略掉皇阿玛戴手表、汉朝的椅子、唐朝的西红柿等细节，穿越更大的问题其实是语言——你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口音。
残酷的事实是：穿越到清朝当格格贝勒贵妃，勉强能够圆梦；穿越回元明，古人多半会觉得你口音怪异，但还能大致听懂；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——运气好点会被当作东国来客，由鸿胪寺接待后送去学习汉语，运气差的，也许会被当作外国奸细处理。
一些人会想，那用文言文不就解决了？
这倒是个方案，不过很难操作——地道的文言文远非当下受过一般古文教育的中国人能写出，古人平常更不会用文言文说话。哪怕完美习得了文言的语法词汇，也只能和小部分人笔谈，还是与外国来客无异。
更有甚者以为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，是现代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。所以只要用粤语，那么和古人对话时就能畅通无阻了。
那么，古人的读音究竟是怎样的？如何确定字词的古音？讲粤语真的就可以和古人“无缝衔接”了？
解释这些问题，要先从汉语的独特性质说起。与拼音文字不同，汉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语音——也就是说，语音的改变并不反映在文字上。这一特点不但让一般人对于语音的变化缺乏意识，为穿越徒增困难，还给研究历史音变的专家增加了麻烦。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音频、视频，现代读音又受汉语语音复杂的历史变迁干扰，语言学者怎么就知道现代哪些字词的发音与古代相同，哪些是不同的呢？
第一，靠韵书。韵书大体相当于古代的字典，自然要标注读音。汉语韵书普遍采用反切法：将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声调分拆，分别用其他字标注。举例来说，《大宋重修广韵》中“东”就被注为“德红切”——采用“德”的声母，“红”的韵母和声调。当然，要读懂反切法，必须先知道所用字的读音，在这点上今人远远称不上清楚明白。不过，对反切注音的整理虽不能直接确立读音，但能得出当时语音系统的框架。
第二，靠汉字本身。汉字并非完全独立于语音，通过对大量形声字古今声旁的对比，可以获得一些线索。如“路”的声旁为“各”，普通话中两字的读音根本就不搭界，但古人会用各作路的声旁，说明在古代两字读音必然接近。
第三，诗文押韵。海、峙、茂、起、里、志，一眼看去，似乎没有什么联系，也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汉语方言可以使它们的读音完全押韵。可是在曹操《观沧海》一诗中，这六字押韵。整理诗词押韵的变化，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。
第四，外语和现代方言。外语主要指曾被大量翻译进汉语的语言，如佛教用语梵语和巴利语。家喻户晓的夜叉/药叉来源于梵语yaksa，即可说明当年夜/药的读音很可能接近ya或yak，和现代汉语中的读音不同。
最后，还有些散见于文献中，并不系统的描写。如《吕氏春秋》中，东郭牙观察到齐桓公口型“呿而不唫”(开而不闭)，成功判断出齐桓公“所言者‘莒’也”，由此将齐桓公和管仲谋划讨伐莒国的事泄露了出去，与之相反的是，今天的普通话呼“莒”的口型甚小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古书中的类似描述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古音。
通过以上方法综合分析，我们可以回溯古代汉语的读音体系。
举例来说：“塔”来自于巴利语thupa，在《广韵》中为“吐盍切”，一般认为属于盍韵，而在现代方言粤语中读作taap，朝鲜汉字音读作(tap)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塔和同韵母的所有盍韵字(如阖、盍等字)在古代韵母非常有可能均为ap。
目前，学界普遍以《切韵》《广韵》等书中记录的语音作中古汉语基准，复原可信度已经相当之高。
以此来对照，粤语是否就符合汉字古代的读音呢？广东人就可以顺利穿越到唐朝，交流无碍？遗憾的是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幻想，没有一丁点儿可信的成分。
和现代一样，古代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语音差别。唐朝时，广东还属于中原人眼中的“蛮荒”地区，韩愈被贬至潮州时绝望到写出了“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”的诗句。它和其他地区，特别是“高大上”的中原口音存在着显著差别。
禅宗六祖慧能出生于新州(今广东新兴)，他初见五祖弘忍时，弘忍责曰：“汝是岭南人，又是獦獠，若为堪作佛？”后来慧能拜别弘忍时也自称：“慧能生在边处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会自性自度。”其实，慧能本籍为河北范阳，家在岭南不过一两代人，但是已经“语音不正”，说明至少唐朝中原人氏并不觉得岭南人讲话与自己相同。
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语音，一向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，尤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。
东晋永嘉南渡后，士大夫诵读的口音被称为洛生咏，备受推崇。《颜氏家训》中谈及语音时称：“榷而量之，独金陵与洛下耳。”唐宋时期，洛阳读书人的发音仍然有极高的地位。北宋寇准和丁谓一次谈及语音，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，寇准说“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”，丁谓则说“不然，四方皆有方言，唯读书人然后为正”。到了南宋，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中仍有“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，语音最正”的说法。
但是即使粤语不是唐朝官话，相对于北方官话，粤语仍真实地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。中唐以后，北方陷入长期战乱，汉语由中古汉语转换为近古汉语，唐懿宗时胡曾作《戏妻族语不正》一诗，其内容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的语音变化。此时，偏居一隅的岭南却很少受到北方发生的音变影响。
南宋朱熹《朱子语类》中有如下评价：“四方声音多讹，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。盖彼中地尚中正，自洛中脊来，只是太边南去，故有些热。若闽浙则皆边东南角矣，闽浙声音尤不正。”可以看出，当时的读书人认为广中人继承了中原洛阳地区的语音，所以“尚好”。
宋元明清四朝，北方语音变化愈厉，相对而言，岭南地区更加安定，语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。经济上的发展，更令曾经的“蛮荒之地”挺起了腰杆，尤其是广州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越了中原地区，岭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提高，并自视为古中原的继承者。
广州人陈澧在《广州音说》里面就明确指出“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，为他方所不及者，约有数端”，并举例论证：广州话能分阴上阳上阴去阳去，有-m尾，“觥公”“穷琼”读音不同等(不过广州“九”“狗”无别，“呼”“夫”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被选择性地无视了)。
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论断：“至广中人声音之所以善者，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，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，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。”陈澧可算是以粤语为唐朝官话说法的滥觞了。
与粤语对中原语音的继承相比，北方汉语则被认为因为胡化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。
多数人并不了解真正胡化的语言是什么样子。金元时期曾经流行过一种奇怪的汉儿言语，语序近似蒙古语，语法也受阿尔泰语系影响，具有如复数加“每”等与汉语明显不同的特点。
元碑中“长生天气里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”这种现代看来很拗口的句式，即为汉儿言语的特征，但明朝以后这种语言就逐渐消亡了。实际上语音变化本为常态，虽然北方话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可能变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，但很难将这些变化尽数归咎于胡语影响，如入声在中原的弱化至迟在北宋已经开始，彼时离“金元虏语”还早得很呢。
所以，想要无缝穿越回唐朝，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恐怕也没有什么用。（郑子宁）
责编：卢思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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